六这样的知识之探索，在神上无异于欧科学家的工作。中国学术中有某些范围适于艰苦工作与有条理训练的研究。这些学业可以下述数为例，如中国文字之化(说文)，中国声韵之历史，古藉之校正，散逸古书之整理，古代仪礼、习俗、建筑装饰之研究，经籍中所见鸟兽鱼虫名目之分类，铜石刻甲骨文之研究，元史中异族名字之考究。其他依个别的癖，研究古代非儒家诸哲学，元剧易经，宋儒哲学(理学)，中国绘画史，古泉币，回蒙语言等等。大盖依赖其所受业之业师与当代专门研究风尚定。满清中叶，值中国考据学艺达全盛期，收集于《皇清经解》与《续皇清经解》之著述达四百，凡一千余册，包括各极度专门化之学术论文，在本质与神上极类似现代大学之博士论文。不过其学术较为成熟，而著述经过时期较为长久。据著者所知，其中有一著作，经过三十年之著述期。

文学技巧上的困难，限制了中国识字教育的普遍，识字教育本无需乎推敲修饰的。此识字的限制又转而变更中国社会的全组织，改易了中国文化的全容貌。有些人有时真会发生疑问:倘中国人民的语言是一活用变化的语言，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，则他们是否将这样驯良从顺，这样尊敬其长上？我有时而觉到倘中国人能设法在语言中保留较多殿末或起首的音字，不但他们将本摇动孔的权威，复很可能的早就击碎了传统的政治结构。赖于知识的普遍，经过数千年的闲暇，将研其他学术而徐徐超越文学之技巧，说不定也能给予世界以较多之发明如印刷火药之类，并影响地球上人类文化的历史了。

中国学者的发抒其特殊天才，简括地分循三条路线:考究，举业，和经籍意识的文学。吾们可以依此把中国读书人分成三个典型:学者，破靴党，文学家。学者的训练和准备应试科举的训练是极不同的，是以早年须于二者之间加以抉择。有些举人——第二级官缺候补资格——竟至终未读过《公羊传》(十三经之一)，也有许多渊博的学者终不能写一篇八文应科举考试。

合天下之生员，县以三百计，不下五十万人。而所以教之者，仅场屋之文;然求其成文者，数十人不得一，通经知古今，可为天用者，数千人不得一也。而嚣讼逋顽，以病有司者，比比而是。…一得为此，则免于编氓之役，不受侵于里胥，齿于衣冠，得以礼见官长，而无笞捶之辱。故今之愿为生员者，非必其

中国的哲学博士相公们，都挟有显明的官僚资格。其中也有真实才的人才，他们的摭拾功名除了兴会与易取以外，无其他尘世上的理由可言，他们常能攀登很的名位直到考试最后阶段的殿试而成为士或翰林，此辈或外放为知县或留京为京官。不过士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考试阶段或中级考试阶段，称为秀才(约等于BA)或举人(约等于MA)，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，即为生员之意。全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，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。

秀才，举人，以及那些名落孙山的读书人，其较优之行业为充当教席，恶劣者即为“土豪地”他们是客串式的律师而以代人包揽诉讼为职业者。他们恒与衙门中科员之辈互相勾结，上下其手。或则承包捐税，则与当地富商互相勾结，他们对于学术修养一无所知，但能于记的背诵四书五经而已，大多数且能同时背诵朱熹的注解。朱熹的注解称为监本，是给他们习诵的惟一经籍解释本。他们既不能写好诗，所受专应科举考试的训练，范围至为狭隘，而他们所学习的八文又那么因袭老，致使他们不能依事实写一篇清楚正确的新闻报告，或写一张简单商业便条，开列普通商品名目，倒是有经验的小伙计，写来比他明。可是他们的势力却是不可轻侮，他们有一阶级自觉，一阶级组织，也有一阶级的理想。顾炎武曾有一篇专论此辈生员的文字，题为《生员论》，兹摘录其一节如下:

三、学术

当时，约当纪元六百年，皇家收藏之书籍已达三十五万册。及唐代，皇家之收藏者，计二十万零八千册。一○○五年，当北宋中叶，第一百科全书——包括各类书籍一千册——告成。后之有御纂丛书《永乐大典》之世。此书收集选古代珍本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，分装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，为明初永乐皇帝(一四○三——一四二四)所主持编纂。清时，乾隆皇帝所颁最有大政治家风度之法令为彻底审查现存未毁之书籍，其表面之目的为保存典籍，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则在毁灭那些不满异族统治的著作;及其完成，收集保存本来面目之著作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，分成七，即著名之《四库全书》。但乾隆皇帝同时又完成另一功业，他下令销毁全或一分之书籍凡二千，兴文字之狱二十余起，其著作人或以革职，或以监禁，或以，或死刑，有时还得毁灭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婢——这一切罪戾，都可由误用一字而起。《永乐大典》与《四库全书》，卷帙浩繁，代表依据正统派标准认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选集。有许多著作仅在书目提要中予以简短的褒誉之介绍，其本书却不收《四库全书》俾永传不朽。真实有创作价值的著作像《浒》、《红楼梦》当然不蒙选，虽《四库全书》中仍包括不少笔记，写些零星琐事，自历史考证以至雅茶名泉，神狐怪，贞节嫠妇之记述。此等笔墨，均为中国学人之兴会所寄者。

从此极端的单音主义乃发展一极端简洁的格调，这格调不能用语来模仿而获免不可理解的危险的，而此格调亦即为中国文学之特的。如是吾人乃创造一韵律，恰恰每七字一行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无韵诗的二行那么多字的意义。这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，在其他别语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。不论在散文或诗词中，此用字之经济，产生一风格，其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，其韵调经重衡量务须达到“恰到好”之程度，而往往负担过分之意义。如那些丝毫不苟的诗人，一字一音莫不细予斟酌。是以此利的裁之真实的练达，实即选用字面之极端老练。由此兴起一用字矜饰的文学传统，它后来变成社会的传统观念而最终成为中国人的心智之习惯。

前面曾述及非经典文学或意象的文学，多属于一般不显著的或无名作家的作品。他们打破了经典传统，他们的作品是从自己的内心的喜悦情绪写来的，写作的动机，单纯为创造的嗜好。易辞以言之，这些作品在西洋意识中，是富创造的优文学。不过在吾人将述及此等小说戏剧之前，似宜先行检讨经典文学的内容，中国学术的品质，并那班智识阶级群的生活和修养。他们安坐而，受人民之供养，虽推了相当德教训，然毫无创造。此辈学者写了些什么？什么是他们的智力工作？

它的单音组合的质。而且事实上语中的二连音的字，仍可以用单音文字来代表，因为文字本由其组合作用已使意义表显得很清楚。例如吾们在语中需要一个二连音“老虎”以资在听觉上辨别与其他读“虎”字音的字相混淆，但在书写文字中就用一个虎字已够了。文言是以较之白话更见倾向于单音，因为它的基本是在视觉上，而非在听觉上。

中国是学人的领域，学人便是统治阶级，至少当承平之世，人民之崇拜读书人份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。此学人份的崇拜，形成一普遍的迷信形式，有字纸不许随意抛掷，并不许用于不敬的用途，常有专职的人四收集，聚而燔之于庙宇或学校中。至战之世，则此故事稍为变更，因为军人往往闯学者的居屋，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火或用以拭鼻，或则连屋一箍脑儿纵火了事。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学活动力至为雄大，军人焚书尤踊跃，书籍之收藏量尤。

四、学府制度

然则此等书籍，所写者为何事？试一检阅由《四库全书》传下来的正统派的图书分类编目法，极有兴味。中国书籍被分成四大类:(甲)经(乙)史(丙)(丁)集。经包括经籍和经籍注释书，此类工作曾耗费极大分中国学人的光。史包括历代通史，专史，传记，杂录，地理(包括游记，乡土志，名山志)，文官考试制度，法典，律令，书目提要和历史批评。名称之由来，本系采自周代诸，但其内容却包括了中国的一切专门技术与科学(有如西洋大学中之哲学院)，其中有军事学、农艺、占星术、天文学、巫术、卜筮、命相、拳击、书法、绘画、音乐、房屋装饰、烹饪、本草、生学、儒家哲学、佛学、家的参考书籍，和无数上述之笔记，包些杂无章的奇谈野乘，海阔天空，不可分类，凡宇宙间之现象都有记载，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说。各大书局亦有将小说归者。集亦可称为文学，因为它包括学者的著述，文学批评，和诗词戏曲的专集。

所谓科学之著述，试一审其内容，则觉其内质不如外表之动人。实际上，中国并无所谓专门的科学，除了经籍训诂与历史考证。这其实不过为科学的一分支，它供给埋苦者以研究园地。天文学，除了一分天主教学者的著作，很相近于占星术，而动学植学很近似烹调术，因为许多动果蔬是可的。医学常于卜占星相之列，所谓医卜星相。心理学、社会学、工程学、政治经济学都错杂包涵于笔记中。有些作家的作品，得列的本草动学类或史的杂记类，乃他们的笔记显较明显之专门特，而受优越的待遇。但除了特殊超越的几著作外，其神与技术在本上与集所收的笔记并无多大区分。

但是真有价值的科学家，为数至为稀少，其情形恐为中国与欧彼此相同也。不过吾们有许许多多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如举人士之类，为数之多，不亚于国哲学博士。此辈在名利场中争取衔，一以为衣计，一以抬社会上之份地位。或许中国的举人，比之国的哲学博士，蠢害社会，为祸尤。他们都得经过一度严格考试，故须赖其平庸之智力，下一番苦功。他们都想猎取一目的，纯粹商业的目的，他们所受的那专应考试程式的教育，全无所适用于任何工作，只有挟着书本贩卖其常识而已。

但中国老学究的神是大可敬佩的。学究之最优秀者，有欧洲科学家的神，有同样治学的毅力，献学问不辞辛苦，然他们往往缺乏专门的科学方法，他们的著作缺乏西洋明晰的文与确凿有力的理论。因为中国古来学术需要无限的艰苦，异常的博识，与几乎超人的记忆力，致使学者须穷其毕生之力以研习之，有几个学者竟能背诵卷帙浩繁的司迁《史记》，自始至终，鲜有脱误。因为缺乏索引的工作，学者得一切仰赖记忆的积累。实际容易揭明的知识在任何百科全书中可能找到者，常被轻视，而优秀学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书的，吾们固有许多鲜活的活动百科全书。临到探本溯源有所引证时，在昔时长闲的生活中，固满不在乎于一时之记忆，抑或费全日工夫始寻获者。英国贵族常费其终日以纵犬猎狐，乐此不厌;而中国学者之兴奋失望于钻研考究，其情绪几与之相同。用此孜孜不倦的神，大著作常由一人单独完成。如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，郑樵的《通志》，朱骏声的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，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。清初，一代大师顾炎武，当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时，常载书籍三车，随以周游四方，随时寻获与向说不符之实质证据，或从父老中获得矛盾相反之故事——它的论据材料即多自此辈父老中收集者——他将上在书上加以校正。